【社科发展大家谈】
2016年5月17日，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因一件大事而振奋——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万象更新，越来越多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认识到，理论之树终究要扎根中国大地，学术之源也必须回溯到中国经验之中。
中共党史党建学植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理论和实践，是中国本土色彩最浓厚的学科之一，理应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上作出独特贡献。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其中，“中共党史党建学”被正式列入一级学科目录，这让广大学人备受鼓舞。
作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建设者和长期研究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杨凤城在一日课程间隙，与我们分享了10年来这一学科的发展与成长。
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
记者：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立足当下回望这10年，您如何理解这一重要讲话蕴含的深意？
杨凤城：这一重要讲话意蕴深远，需要从历史和时代的双重维度加以认识。
综观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欧美一直是现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者。在人类历史因资本全球扩张而真正成为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先是西欧、然后是北美，引领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由此，欧美学者基于其实践经验进行的学科、学术和话语建构，往往自认为具有普适性。而其他国家或民族，面对西方的发达和强大，也容易认同西方学者的建构。
具体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和侵夺，无数仁人志士“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由此开启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漫长历程。新中国成立后，伴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进展和时代进步，中国自身和整个世界均发生着变化。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围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如集中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等。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拓展了新途径、提供了新选择。
基于中国实践，构建具有原创性、主体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为重要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解答这一课题，既是中国人深化自我认知、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也是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增进外界对中国发展道路理解与认同的现实之需，更是服务全球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汲取经验并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的必然之举。
记者：1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出现很多新的研究热点，如涌现出一批聚焦“两创”“两个结合”等的研究成果。对此，您怎么看？
杨凤城：“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强调，“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我认为，这些新表述新提法，可以从我们党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加以深化认识。
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同时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始终在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历程中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与时变化、有所侧重、不断扬弃，既有高度自觉的鲜明态度，又有日用而不觉的潜在承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挖掘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系统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明确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广泛地运用于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各个领域，体现出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这一时期，我们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特征日益清晰、结构日趋稳定。我个人觉得，这是理解“第二个结合”等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重要历史和时代背景。综观当前学界研究热点，我们深刻认识到，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着力点。
学科建设蓬勃发展，研究成果量质齐升
记者：坐在您的办公室，仿佛置身书籍的海洋。我注意到，您身后的书架上摆放着很多党史党建方面的著作。您深耕的党史党建领域，这10年间取得了哪些突破性进展？
杨凤城：“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这10年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初心如磐、步履铿锵，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以中共党史研究为例，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设置，二是以《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上册等为代表的研究成果的面世。
学科是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设立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既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需要。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设立，在高等教育领域引起热烈反响。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不断举行，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或研究中心纷纷成立，一些高校相继制定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方案。中共党史党建学正迎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科学研究成果是一个学科学术水平的集中体现。新时代以来，党史研究者辛勤耕耘，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其中首推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上册。《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与以往党史通史著作相比，有两点创新。一是按照四个时期叙述党的历史，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并对其作出系统梳理。二是努力将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党的建设史有机统一起来书写。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改革开放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党史学界的重视，出版于2024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上册，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历史，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改革开放初期历史的最权威著作，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史学界在继续深耕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研究的同时，紧密结合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结合党的重大决策和理论创新，展开相关研究，培育了诸多新的学科增长点。例如，在党的建设史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等均有新的成果，彰显了中共党史学科与时俱进、资政育人的现实关怀。
记者：具体到您本人，近年来的研究重点有哪些？
杨凤城：近年来，我本人的研究着力点在于与现实有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主要聚焦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建设问题。2010年中央召开全国党史工作会议，我有幸作为学者代表参加了会议，会后向有关单位提出设立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一级学科的建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参与了中共党史学科现状、问题与对策的调研，参与了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论证，之后又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参与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在此过程中，我对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性质和定位、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二级学科方向的设立、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等有关学科建设的基础性问题进行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其次是大历史观与民族复兴的党史叙事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大历史观，在多次讲话中都谈到这个问题。大历史观对中共党史党建研究的创新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大历史观强调从历史长周期看问题，这对于建构民族复兴的历史叙事具有指导意义。
最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史是中共党史的组成部分，通过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程，展示多维度的复杂历史演进，总结规律和经验，也是我近几年思考和研究的重点之一。此外，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也是我这些年科研成果较为集中的领域。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时代必答题
记者：“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战略任务。对此，您有哪些思考？
杨凤城：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回顾历史，面对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建基其上的“学术霸权”“话语霸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学界一些有识之士便对西方经验和学术的普适性提出质疑。20世纪30年代，学界又提出了学术中国化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学人，又有进一步的探讨，关注到西方话语霸权问题。但是，就总体而言，直至世纪之交，西方执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产出和传播之牛耳的局面并未有显著改变。这背后是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走在现代化前列的现实，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经过战后调整修复，一度展现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物质富裕、文化多彩的境况。而社会主义阵营由于种种原因，总体上落后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于是，“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论调便有了市场，反映在学界和知识界，就是对西方构建的知识体系的服膺甚至崇拜，就是对西方学术思想的趋之若鹜，就是认为西方提出的概念和原理具有普适性，用它们来分析和解答世界和中国问题能够“药到病除”。然而，中国成就用西方的理论和知识体系无法解释，套用西方的概念范畴原理，经常会文不对题、牵强附会，甚至有时令人啼笑皆非。因此，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自主知识体系已经成为时代必答题。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个人认为，提炼标识性概念、原创性观点，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是重中之重。换言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在标识性概念与学科体系等方面取得突破、达成共识。
记者：站在新的历史节点，面对新的时代要求，您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如何更好地奋发实干、不负嘱托？
杨凤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足中国实际，增强历史机遇意识，增强时代责任感，以时不我待、功成有我的精神状态投入专业研究中；要观照中国现实，反映中国问题，凝练中国表达，汇聚中国智慧，在解决中国自己问题的实践中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还要具备国际视野、全球眼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意味着拒斥西方的现代知识，应承认西学东渐对于中国的思想观念、学术体系、知识体系的更新和现代化所起的作用，对于中国学术与世界接轨所起的作用。同时，科学检视现有知识体系，在警惕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以科学精神对待客观性知识，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人类知识。
当今世界，人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和信息获取的快捷便利。世界文明本来就是多元的，伴随世界多极化和现代化发展，文明的多样性也会愈益彰显。这些时代特征告诉我们，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绝不能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在立得住的同时，还要传得开，要更好地解释中国之路、阐明中国之理，进而回答好“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
（本报记者 张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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